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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如果张三对李四有要求李四作出某种行为的权利，那么李四就必然有着这种行为的义务，如果李四在法律上没有这样的义务，那么张三就没有这样的权利。

对国家机关和官员提出批评、建议权。其中第一、第二两个方面前面说过了，不赘述，下面说说后两个方面。

82宪法充实了基本人权或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在违宪审查方面，82宪法规定的宪法监督框架获得了法律一定程度的充实，但由于缺乏专门机关等原因，成效尚不够显著。另一个是constitutionalism，直译立宪主义，它强调国家机构所遵循的立宪价值观。31年来，这部宪法包含的宪政要素在立宪意义上有了不少新发展，在行宪意义上也有诸多值得总结研究的地方。（3）少数基本权利保障水平有所退步或保障不稳定：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住宅不受侵犯、私有财产权。

童之伟，华东政法大学教授。我想，在下一波围绕宪政的可能的争论到来之前，撰文说一说82宪法与宪政的关系，或许这对读者理解中国的宪法发展会有些参考意义。[36] 注释: [1] 杨海坤主编《跨入21世纪的中国行政法学》，中国人事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第481—482页。

只有行政程序法定，行政相对人才可以根据行政程序法规定的行政程序作出法律的预测，从而保证连续性、一致性与稳定性的行政秩序的建立。同理，学者们所提出的行为有据原则，程序法定也基本表达了其内在含水义。将控制行政权力的行使作为我国行政程序立法的目标模式，就要求我国行政程序法必须将行政权力的行使全部纳入行政程序法加以规制，规定法定程序外无行政。（2）学者们概括的行政程序法的价值、基本原则与目标模式的具体内容，彼此几乎是重叠的。

行政程序法通过将行政权力纳入法定程序控制其扩张与膨胀，以保证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不受侵犯。[10] 杨海坤主编《跨入21世纪的中国行政法学》，中国人事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第488—489页。

讨论始终是在不同的角度对同一个问题进行不同的言说，学术讨论的氛围始终没有营造，对话的同一律的逻辑规则始终没有得到遵守，讨论的价值与意义也就可想而知。至于学者所提出的依法行政原则，笔者认为，依法行政应该是行政管理活动中必须遵守的原则，而不是行政程序法必须遵守的原则。[33] 参见陈哲夫主编：《监察与监督》，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2—41页。在北欧现实主义者看来诉求正义如同砰砰敲桌一样，无非是把个人的要求转变为绝对假定的情感的表达。

而且即使这一提法能够成立，那也是整个行政法的原则，而非行政程序法所特有。[27]将行政效率作为行政程序法的价值，实际上是将行政管理与规制行政管理的程序法混为同一概念。联系学者们对其具体模式的定位，学者们提出的目标模式实际上就是指行政程序法的内容模式，并且是对未来立法内容的追求模式。一、行政程序法的价值、原则与目标模式研究现状的混乱 根据杨海坤先生主编的《跨入21世纪的中国行政法学》一书的归纳，我们发现，行政法学界对行政程序法价值、原则及目标模式的讨论最为零乱不堪。

[23]因此，笔者认为，将行政公正作为我国行政程序法的价值更能反映人们对我国传统上强大的行政权力的拘束与控制，衡平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利益的要求与期盼。[23] 参见杨海坤、黄学贤《中国行政程序法典化——从比较法角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第121页。

但是，对于什么是正义，各国学者定义不一，但就其基本含义主要指公正、公平、公道之意。[22]田成有《法律社会学的学理与运用》，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第47页。

六、 我国行政程序立法的目标模式：控制行政权力 在行政秩序与行政公正的法律价值取向的引导下、通过程序法定的原则以约束控制行政权力，从而最终决定了我国行政程序立法内容的目标模式应该是控制行政权力，可表述为控权模式。从哲学的抽象高度去理解，价值是指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而于伦理上而言，价值又是指对人格尊严的尊重与推崇。[10]如果从行政程序法的内容这一角度去理解，那么，行政程序立法的目标模式实际上是在行政法价值的指引下，人们所追求的行政程序法应有的内容样式。两者显然不是同一个层次的问题。后者在司法中必须得到贯彻，意在约束法官的自由裁量。控权的目标模式是秩序与公正价值的要求，是程序法定原则的必然反映。

由此，本文认为我国行政程序法的价值是建立行政秩序、追求行政公正。法律价值通过对人们的法律活动或法律本身进行评价，从而具有目标导向与指引的功能。

正是这一迷茫才促使笔者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旨在廓清行政程序法的价值、原则及目标模式三个概念之间的区别，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行政程序法的价值、原则及目标模式进行具体定位，以期抛砖引玉，深化我国行政程序法的学术讨论。摘要:  行政法学者在对行政程序法进行理论探讨时，常对价值、原则与目标模式三个概念不加区分地使用，以致讨论时各执一端，各言其是。

[19]参见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家族、国家与社会——福建美法村的社区史》，王铭铭、王期福主编《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第74页。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跨入21世纪的中国行政法学》一书以时间为序对此也进行了系统的归纳：早期主要观点有（1）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应包括公平、公开、听取意见、顺序、效率原则。并且不同的行政程序的价值又分别为民主、秩序和公平。[35]权力的失控必然导致权力的异化，终与法律设立权力的目的相悖。在司法中因规则的适用导致不公正时，法律原则可直接适用以填补法律适用的不足，以资平衡与救济。

因此，行政程序法规定的简易程序、紧急程序等只是基于公正的时效性而作出的应对性规定，所谓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其实就形象地说明了其追求的价值是正义，而不是效率，效率在这里无非是检验正义的一项衡量或评价指标，并不具有独立的意义。它们是具体的法律规则，不是法律的基本原则。

正义相对于公正而言，更具有抽象性与不确定性，与主观上的联系更紧密，正如博登海海默所指出的正义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a Protean face），变化无常、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因此，行政行为失序最终必然导致市场经济的失序，市场经济失序其实只是行政行为过程性失序的必然结果。

（4）认为从现代各国看，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应该有依法行政原则、民主原则、基本人权原则、公正原则、效率原则。[9]可见模式一词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定位，行为模式、语言模式、文化模式等等，不一而足。

如果在此基础上再进行抽象概括，无非就是公正与效率两个问题。（2）认为应在效率与公正两个基本价值目标之间寻求平衡，当效率与公正发生冲突时，公正优先。[19]即使在建立法治社会的今天，只要是客观地看待，而不是意识形态的话语，我们也仍然可以发现这种基因的延续。并且，对于虽然实体正确，但程序违法的行政行为，不赋予其法律效力，程序的外在价值与内在价值同时彰显。

关于行政程序法的价值，《跨入21世纪的中国行政法学》一书列举了如下观点：（1）有的学者同意美国学者盖尔洪的说法，认为行政程序法总体上具有效率性、公正性、正确性、可接受性四大价值。不过，自然秩序更多的是一种自生自发的秩序，而社会秩序则主要是一种人造的秩序和建构的秩序。

而学者们所说的行政程序立法的目标模式无非是在行政程序法的价值指引下并在行政程序法的立法原则规制下的立法追求的内容模式。如果行政程序法缺失公正，行政秩序的建立只能靠强权以维持。

建国后，共产党实行的一系列政治、文化、思想等运动更是将国家国家权力驯养成一匹羁骜不顺的烈马。[17] （古希腊）亚里斯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出版，第328页。